在改革開放最初的10年間，業界的每一個動作都會產生“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效果。1979年春天，法國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應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了當時被稱為“服裝觀摩會”的一次時裝秀，第一次讓國人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服裝人隱約感覺到，“商標”，或者說“品牌”，其意義似乎不止是衣服領子下面那一小塊布。

　　1981年初，受出口配額限制，即發主導產品勞保手套一度停產，董事長陳玉蘭走出國門，帶著三名工人學習，她看到日本產業的發達，觸動很大。隨后，1982年成功地開展了即墨第一個來料加工項目之后，1984年又成功地與日本兵庫縣貿易株式會社簽訂了即墨第一個針織內衣補償貿易項目，邁出了跨行業經營的關鍵一步，并逐漸成為中國針紡領頭企業。

　　1986年，高德康投入30萬元建起了新廠房，依靠嚴格的企業管理，他們廠的產品質量、產量都超過了聯營廠。“旁枝竟然超過了主干！”這引起了上海那家聯營廠的警惕，于是在不聲不響中，中斷了與常熟白茆羽絨服裝廠的業務聯系。

　　合作伙伴的離去沒有壓倒這個問世不久的小企業。失去業務的第二天，高德康就來到上海一家羽絨服裝廠，向該廠表明了合作的意向，提出的要求是--“貼牌生產”。那時的貼牌生產，就是借用人家的品牌，并按他們提供的樣子進行生產，至于產量多少，如何銷售，人家一概不過問，而高德康為了使用這塊“上海產品”的牌子，付出的代價是每年25萬元。